用官民矛盾来概括当前的主要社会现实已不能真实解释冲突的内容和性质。在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的头些年，政府与民众在具体利益上如减负、征地、强拆等方面的冲突，呈现出与历史上官民利益对抗的典型特征，但近年来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引起了对抗，不但具体事件上如温州动车事故、青岛输油管道爆燃、延迟退休出现对立，更是在价值观念上和制度观念上出现对立，关于民主、宪政和普世价值，朝野上下，各持一端，它们已经远远超越了利益对抗的范畴，而是主要表现为政治立场的分野。这些冲突的实质是权力政治与大众政治的冲突。
过去有一段时间，人们曾用“直接利益冲突”和“非直接利益冲突”来解释两类官民冲突造成的群体性事件：政府同利益相关方冲突的群体性事件，以及非利益相关方介入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后者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家庭或一个公民的遭遇而引起大规模的群众性抗议活动。非利益相关方显然不是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诉求，而是出于对普遍公平正义的要求。当大众把对公平正义的要求与制度安排和变革的要求联系起来的时候，大众政治就出现了。
利益冲突迟早要变成政治冲突，因为利益冲突必定会引起人们对安排利益的政治制度进行思考。政治制度的本质不过是利益分配制度，它决定一国中哪些人负责分配以及如何进行分配。在权力政治中，利益分配自然是权力优先，权力拥有者总是以满足自身利益、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与之相对，大众政治坚持公平分配利益，打破利益垄断的特权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强调如何做大蛋糕，以为只要把蛋糕做大，利益就自然会向普通大众流淌。但事实表明，在权力绝对控制着利益的分配时，蛋糕即使做得再大，民众也摆脱不了低水平的温饱生活状况，一边是财富迅速地大规模地向权贵集中，一边是普通人家难以承受医疗和教育开支的沉重负担。加之社会治理在许多方面的失误，包括社会公平全面缺失，环境和空气严重污染，社会保障十分脆弱，社会道德不断下滑。问题不可谓不严重，责任不可谓不清楚，一个负责任、有希望的执政集团应该主动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面向社会和国民严厉反省自己的失误和问题，并迅速有效地进行改革，励精图治，而绝不是百般辩护，掩盖真相，推卸责任，理直气壮地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自己都有权统治国家。
所有这些都促使全社会集中对政治进行反思，大众的议政热情空前高涨。大众对政治事务的极大关注可以使任何一个意想不到的方面、起初看起来可能是一件微小之事变得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美国刚刚卸任的驻华大使、华裔骆家辉从他拖儿带女、没有随从和警卫、自己扛着大包小包走下飞机的一刻起，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此后他的一些举动如用优惠劵买咖啡、乘坐经济舱，都在中国民众的关注中都成为轰动性的政治事件，他的平民作风是那样受大众的欢迎，被广为评议，把一贯挥金如土、喜欢排场、高高在上的中国公仆放到了一面严厉的镜子前。偌大的中国官场难以抗衡一个美国华裔官员的道德压力，显露了权力的内在脆弱性，以至中国官方媒体向骆大使发起群攻，把他的种种“作秀”斥之为“用心卑鄙”。但它们显然又一次找错了敌人，因为骆家辉的力量不是来自于骆家辉，而是来自强大的社会舆论对骆家辉的聚焦。
由社会反思所带来的大众政治与意识形态无关，而只事关公平，也与西方渗透无关，而只与社会内部的刺激以及刺激不断强化有关。只有公正才是全体人员的共同利益，才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善。追求社会公平不需要西方思想的渗透，所有人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生活体会在反思的基础上发现公平原则。生活是最好的老师。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事实而不是西方的理论，告诉普通大众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定祸国殃民。没有什么比权力的普遍腐败更能让普通人看清楚权力的本质了。把西方作为权威丧失的替罪羊，只会把自己引入歧途，不是去正视自身问题，而是继续文过饰非。错误的判断从来都是导致更大错误和失败的原因。西方制度只不过为大众提供一个可供对比和反思的参照物，他们在反思和寻找出路时，不再是像自己的祖先那样使用“均贫富”的旗号和把建立新的朝廷作为理想，而是运用一套有关自由和民主的语言，表达宪政的理想。
大众政治时代到来的确切标志，是政治话语权转移到大众手中。公知在大众政治中发挥了思想启蒙的重大作用，他们依靠常识、众所周知的原则和简单通俗的公理说话，摒弃故作高深的理论，这也是他们的价值所在。他们播下的思想种子只要具有适宜的土壤、获得大众的响应就会生根发芽，结出果实。新思想只要被大众所广泛接受，民众就掌握了政治话语权，而原先的权力话语则完全失效。这时，民众的思想启蒙实际上已经完成，新的政治信念和政治理想已经植入到民众的心里，成为激励人们行动的强劲动力。在新的信念下，人民团结了起来，在新的信念下，改良也失去了合理性。
中国的政治话语在新政权建立的前30年由革命话语绝对主宰，文革结束后，革命话语很快失势，一套改革话语在其后30年中占据主导地位。改革话语其实包括了三个概念——改革、发展和稳定，它们最后都为“稳定压倒一切”的观点进行辩护。无论是革命话语还是改革话语，都是官方规定的，体现了权力对政治话语的绝对主导。值得一提的是，话语权是政治权威的体现，是政治的软实力。在改革的长期停滞之后，改革话语在大众中失去了信用，改革一词变得几乎没有实际意义。民众生活长期缺乏明显改善，环境污染威胁所有人的身体健康，发展于是也大受质疑。暴力“维稳”使稳定的意义变得十分暧昧，它要维护似乎不是社会的稳定，而仅仅是绝对权力的稳定和腐败的稳定。改革、发展、稳定那套绕来绕去的话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悄悄收起，不再提了。薄熙来以极大的决心在重庆大力推广红色话语以代替式微的改革话语，招来的却只有大量讥讽。红色话语只是表明“红二代”这个人数很少的特殊群体对自己早年经历的念旧和对父辈革命的怀念，与时代生活脱节，无法唤起大众的热情，更不可能引导社会。另一方面，“把权力关进笼子”的宪政话语在民间已经形成。官方媒体如临大敌，对宪政大加挞伐，除了暴露权力政治的理论贫困，更为被动的是，一直没有找到可以替代改革话语的政治语言以凝聚人心，即使重拾过去的改革话语，也难有引导和主导社会舆论的力量了。
大众政治不是民主政治，它是前民主政治，或者说民主政治的前期。大众政治催生出民主政治。大众政治的发展有两种可能，往好的方面发展是民主政治，往坏的方面发展是无政府主义，乃至最终可能导致专制独裁。权力政治的发展也有两种可能，往好的方面发展是精英政治，往坏的方面发展，既可能是流氓政治，也可能是极权专制。
大众政治的高潮是社会能量集中爆发的时刻，这也是大众政治的最后环节，能量不断聚集，必须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出来，旧的权力体系可能在数天之内就轰然瓦解。但是出发时的理想和最终到达的目的地并不总是一致的。大众政治经历大众议政阶段，再到总体反抗，必须回归到有序的正常政治轨道上，回归到以社会治理为中心的轨道上。瓦解一种秩序到建立一种秩序需要时间，或者建立稳定有序的民主政治，或者在经历一段时间的混乱后，社会重新被置于强权的控制之下。
那么权力政治的表现如何呢？权力政治的最佳形式是精英政治，权即权力控制在一个明智、懂得节制使用权力、而且具有能力的少数人手中，在道德方面，他们也是世人之楷模，这个团体总体上享受着民众的尊重，而其所获得的普遍尊重又驱动他们把追求荣誉作为自己从政的动力。英国贵族统治是精英政治的典范。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在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能力接受教育和全部教育都以科举为目的的社会，它起到了选拔精英的作用。即使如此，被选拔出来的人才也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被称为精英，更准确地说，他们只是知识精英，因为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他们都完全依附于皇权，没有英国贵族的那种从容独立的精神，他们被自身的物质利益所紧密束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胜过对荣誉的追求。把一个全身心投入物质利益追逐之中的群体说成是社会精英十分牵强。精英政治需要严格的公开选拔制度或特殊的政治传统、甚至财富力量做后盾。今天新加坡的政治保留着某些英国贵族政治的特色，该国政治虽然具有浓厚的权力政治色彩，但它的政府高官不少都是富豪巨贾，殷实的家产为他们清廉做官提供了经济支撑，为新加坡政府能够实行优良治理起到了有益作用，因为官员不必从权力中攫取经济利益，从而能够把精力放在谋求为国服务的荣誉利益上。
中国王朝的科举制度使它在表面上有了精英政治的色彩，但在根本上它属于流氓政治。中国皇帝的荒淫无耻为世界之最，宫廷作为国家的政治中枢，历来都与阴谋联系在一起。在更大的方面，天下的分分合合，王朝的生死循环，都同无业游民、争强斗狠之徒、三教九流之辈有着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深刻联系，他们构成了冒险家争夺天下的基本队伍，也是军事和政治领袖的主要来源之一。张献忠、洪秀全一类失败的领袖让后世认识到他们的流氓本性，那些成功的领袖在成为帝王将相后无不被历史粉饰为、或者被后人想象为功业盖世的英雄。流氓的胜利和胜利的流氓一直代表着中国王朝政治的基本面。
专制权力在现代世界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化，它变得更加恐怖，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社会的各个角落，这就是极权统治。极权统治是专制权力的顶峰阶段，也是专制权力的最后形式，它使专制权力失去了所有自我辩护的理由。极权主义的形式和实质都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控制民众从生到死的每个方面。它的国家哲学是国家工具论，国家被定义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与欧洲传统的国家契约论截然相反，根据契约理论，国家是自由人之间为了保障个人权利而结成的联盟。在极权统治下，国家体制由元首（领袖）、宣传机器和专政机器三个部分构成，元首是它的宪法，宣传负责洗脑和造就新人，专政就是它的司法。典型极权的维持一般不会超过一代人时间，其后改革开始，后极权社会到来。改革就是权力集团内部的人为谋求更多的个人自由和分享原先属于元首的绝对权力而重新分配权力，多龙治水的权力格局呈现出来，国家意志虽然名义上仍至高无上，但元首（领袖）的意志已经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意志，这也是苏联在赫鲁晓夫改革后出现的局面。
权力被更多的个人自由使用，使交易主体大幅增加，极大地增加了权力的交易机会。对社会的管制权成为创造寻租机会的权力，从而创造出强大无比的吸金能力。一本万利的权力理所当然要成为人们不择手段谋求的对象，获取权力成为各种各样的私下交易，在交易中的获胜者是善于使用心机、投机取巧人，而真正德才兼备的人才将被排除出局。这些交易不同于市场上讨价还价，也不同于选举政治中的公开交易，而是集各种肮脏交易之大成，为上司拉皮条，送重金，充当马仔，不一而足。由于政治生态的流氓化，荣誉追求在官场上绝不会成为主流，对许多的权力追求者和拥有者，世界上已没有什么比权力以及附带其上的金钱和美色等利益更加重要，浸淫其中既久，权力的瘾君子无法放弃每一样利益，在精英政治中被极为看重的个人荣誉和德行，对他们已无关紧要。
权力政治与大众政治截然对立，在非宪政体制中，或者说在权力政治中，这一点是不可改变的。即使是由精英运作的权力政治也不例外。再明智的权力政治也是专制统治。对北美殖民地人民，英国议会的统治仍然是暴政。在英国本土，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普选权的宪章运动迫使贵族控制的议会作出让步，改革选举制度，扩大了选民范围，使英国朝着民主政治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政治的真理既不在权力政治一边，也不完全在大众政治一边，就像许多两极对立的情形一样，真理位于两端中间的某个地方——不是不偏不倚的中间位置，而是偏向一端的某个点上。在权力政治与大众政治的两端，真理处于偏向大众政治一端的位置上。实际政治必须把社会对公正的要求与权力的有效治理二者结合起来，也就是必须把大众政治与权力政治结合起来，这个结合的任务是交由宪政来完成的。通过立宪，把大众政治对民主和自由的要求和权力政治对效率的需要统一起来，并消解了它们的对立。在此，我们不能不由衷叹服人类发明宪政的伟大创举，不能不由衷叹服人类解决复杂难题的智慧，把看似水火不容的两种政治完美地统一起来，使二者和谐共处，创造出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科学政制——立宪民主。对大众政治，宪政使它规范，创立了代议制民主；对权力，宪政使它受到约束，创立了三权分立。宪政体制是大众政治主导的一种政治制度，既保证了大众的民主和自由权利，但又不妨碍政府权力的有效运行；既保证权力的充分有效地实施社会治理，但又不足以对大众的权利、自由和社会公正产生威胁。立宪政体的科学性体现在两级政治的结构体系上，使它的目的和它的结构达成了高度一致，第一级政治体系是选举体系，把国家权力置于人民大众的控制之下；第二级政治体系是赋权体系，明确赋予政府三大部门的权力，划定它们的权力界限，形成相互制约机制。宪政也同时融合了精英政治，公开地竞争性选举比其他方式更能确保政治精英进入政治体系，比如英国的选举产生的平民院就比它世袭形成的贵族院集中了更多的精英才俊，进一步说，只有民主社会才会出现理想中的精英政治。
大众政治转向民主政治的关键是立宪。大众政治战胜权力政治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没有力量可以阻止社会的大多数人对公正的追求。少数人的统治得以延续的唯一条件是大众对政治的冷漠，只要大众对政治产生了强烈关注，进入了政治现实，对大众的统治就不能继续下去，因为他们极大的人数优势最终要变成力量的优势，迫使绝对权力作出让步或者就范。新的政治秩序建立有两种方式，一是统治集团开放权力大门，接纳大众政治，就像英国1832年改革那样，在当代也不乏现实的例子，不丹王国政府、缅甸军政府都是这样做的。一是在大众政治基础上建立民主，这种情况更加普遍，改良旧体制的难度不少时候要超过建立新体制。无论是改造旧体制，还是从头开始建立新体制，要建立稳固的秩序，都需要宪法的权威。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建立都离不开权威，建立威权秩序要依靠魅力型领袖的权威，建立民主秩序则必须依靠宪法的权威。
---------------转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7081f0101cv3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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