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清律师为陈云飞写的辩护词

暂拟稿因没有机会在法庭上宣读和完善，现在网上公布。特此说明！

辩护词(暂拟稿)

审判长、审判员：

当一个正直勇敢的人，因为正当合法的行为，而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时；当法院为了加罪于无辜的当事人，而不惜违法剥夺当事人和辩护人的法定权利时；当司法机关为了迫害一名致力于国家进步和社会公正的无辜公民，而肆意违反和毁弃法律时，人们将不可能再对法律怀有丝毫的敬畏和信任。

但法律的死亡，并不能免除我作为辩护人的职责。因为，我的无罪辩护意见，也许不能在这个秘密而阴暗的法庭得到认真对待，但却有可能在人类良知的法庭得到听取和审视。我相信，这个不公正的法庭可能施加于陈云飞的罪罚，终将成为人类良知的法庭嘉许于他的荣耀。

一、在实体上，陈云飞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依照本案《起诉书》的内容，控方指控陈云飞犯寻衅滋事罪，是基于以下四两项事实：

（1）“2014年3月15日，被告人陈云飞身着贴满‘为人民服务’字条的白衣大褂，借‘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之际，到四川省工商局以投诉为名，向在场的办事群众及过路群众散布污蔑我国政府的言论，引起围观、拍照，严重影响了四川省工商局的正常工作秩序。同日境外网站‘维权网’对此予以报道，在境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2）“2014年4月至案发期间，被告人陈云飞在其个人‘推特’网页上持续发帖，否定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在境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3）“2014年10月20日9时许，被告人陈云飞在成都市郫县拨打‘110’报警电话，以言语挑衅的方式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随后将此事编发信息在其个人‘推特’网页上发布，在境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4）“2015年2月初，因成都市武侯区半边村社区5组村民陈某某拒不执行成都市武侯区规划部门下达的责令违法建设限期拆除通知书，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对该违法建设予以拆除。被告人陈云飞得知此事后，遂策划对该事件进行恶意炒作。同年2月11日，陈云飞组织多人到该拆除现场，由陈云飞提议并制作、搭建所谓祭奠武侯区人民政府的‘灵牌’、‘灵堂’，并拍照在互联网上散布。后境外网站‘维权网’对此进行配图报道，在境内外造成恶劣影响。”。

辩护人认为，陈云飞的这四项行为，均不构成刑法上的寻衅滋事罪。

从法理上讲，《刑法》第293条给寻衅滋事罪的定义是：“是指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 并将其客观表现形式用列举的方式规定为四种：即“①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②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③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④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其侵害的客体是社会秩序。

据此，《起诉书》指控陈云飞这四两项事实，均不符合《刑法》第293条给寻衅滋事罪的定义和该法条所列举四种表现形式。
下面再具体分析《起诉书》指控陈云飞这四两项事实是否构成寻衅滋事罪。

（一）《起诉书》指控的第一项事实：凭常识便知该事实不符合该法条所列举的前三种，那么是否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答案是否定的：1、到消费协会投诉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2、当时投诉秩序井然，是警方来后，因其没带警察证（其执法不符合形式要件）才引起围观；3、要特别强调的是，陈云飞是到消费者协会不是到省工商局投诉，投诉时消费者协会正常接待；4、当天是周六休息日，非上班时间，何来影响正常的工作秩序？

（二）《起诉书》指控的第一项事实：在‘推特’网页上发帖，否定我国基本政治制度。是以和平的方式，表达对宪政民主理念的认同与支持，是行使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合法行为。这与寻衅滋事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关联性。

（三）《起诉书》指控的第三项事实：“以言语挑衅的方式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如果确有此事，其侵害的客体也是该领导，而不社会秩序。如果构成犯罪也是该领导以诽谤罪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追责，而不是控方借公权力越俎代庖滥用职权。

（四）《起诉书》指控的第四项事实：“搭建所谓祭奠武侯区人民政府的‘灵牌’、‘灵堂’”。在陈华清有合法的房产证的前提下，无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遭强拆，投诉无门，此举不过是一种利益诉求的表达方式而已！况且，在强拆的废墟上并非公共场所，有何衅可寻？何事可滋？找谁衅？找谁滋？

二、本辩护人要特别强调的是：

1、陈云飞人不畏强权献身公益事业，是出于对宪政、民主、法制的向往与追求。陈云飞本是英雄，今天却沦为阶下囚，这不仅是陈云飞的不幸，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2、本案控方曾两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退回补充侦查，那就表明，至少在做出补充侦查决定的时候，检察院是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那么，从所谓的补充侦查卷的全部内容来看，侦查部门没有补充任何有价值有意义的证据，故还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但是公诉人却悍然起诉，这本补充侦查卷，足以证明公诉人是在徇私枉法，也足以证明，本案到目前为止，至少在证据是仍然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所以，陈云飞是完全无罪的。

三、结语

尽管本案的证据和现行的法律，足以表明陈云飞是完全无罪的，但如果法院最终作出有罪判决，我并不会因此而感到意外。

在一个由单个政党垄断全部政治权力的国家，一个宣扬和传播自由、民主、法治等宪政理念的人，对专横而自私的权力垄断者来说，当然是有罪的。

在一个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形同虚设的国家，一个伸张、争取和践行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人，对嗜权如命、畏民如虎的专政统治者来说，当然是有罪的。

一个追求公平、正义、宪政民主的人，对一个动辄因言获罪、迫害无辜的人来说，当然是有罪的。

在一个贪腐遍地、苛政猛如虎的国家，一个献身公益，为弱势者维权的人，对横征暴敛、弄权自肥的当权者来说，当然是有罪的。

但即使如此，我仍然坚信，就算法院出于政治迫害的企图，判决陈云飞有罪，历史也终将宣布他无罪。今天的有罪判决，只会让明天有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公权肆虐、正义沦丧的年代，有一个人始终无惧强权，不怕牺牲，为践行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甘冒矢石，奋力前行；她为了让自己的国家获得自由，不惜一再牺牲自己的自由；她为了让自己的国家迎来光明的未来，不惜让自己走向黑暗的监狱。

最后本辩护人要说的是：

我们作为法律人（含合议庭成员及出庭公诉的公诉人）能经办此案，是扬名立万可遇不可求之万幸！面对强权和某些利益集团借“维稳”“保政权”之名，夸大敌情、虚报战功、邀功请赏、骗取维稳经费而肆无忌惮地破坏法律之际，若本案经办法官能秉承法律人基本的良知和道德勇气，坚守《刑诉法》第5条“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任何）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判处本案陈云飞无罪，虽然你们可能会因此赋闲，但一个万人称颂的伟大法官从此诞生！此必将成为世界人权史上的一段佳话而美名远播！当阴霾散去，中华民族迎来自由、民主、法制的那一天，你们功不可没！人们铭记于心！你们也将名垂青史！

曾记否？二战后国际法庭在审判纳粹反人类罪行时就具体个人所犯的罪行曾确立的原则是：“不得依据政府或上级命令而免除其法律责任。”！政府或上级命令尚且不能免责，何况你违反现行的国内法！当阴霾散去，那么未来“依法治国”就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到时依当时有效的法律来厘清责任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更何况我们中国是一个替罪羊文化深厚的国家！——古有曹操借粮官之头稳定军心，近有“五人帮”文革乱法，帮主高高挂起，喽啰“四人帮”入狱、蝼蚁“三种人”被清理！历史经验殷殷可鉴！不可不察！作为芸芸众生为稻粱谋的你我，诚如司马迁所言“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此乃人性使然！纵使你们抵挡不住邪恶，那么以现行法律作挡箭牌虚与委蛇消极应付，既不会有杀身之祸，也不会影响你们的稻粱谋！虽人各有志但人性相通，此殷殷之言，拳拳之心！不知诸位理解否？

为此，本律师再次重申：本律师绝不为避一时之祸而苟且替任何违法者背书买单！

有人说法律人是天然的政治家，虽然你我也许都不是政治家这块料，但要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不要被别人卖了还要替别人数钱！

辩护人：刘正清  2016年12 月26 日

转自：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6/12/%E5%A4%AA%E5%B9%B3%E4%B9%A6%E9%99%A2-%E5%88%98%E6%AD%A3%E6%B8%85%E5%BE%8B%E5%B8%88%E4%B8%BA%E9%99%88%E4%BA%91%E9%A3%9E%E5%86%99%E7%9A%84%E8%BE%A9%E6%8A%A4%E8%AF%8D/

朴槿惠不是民主的笑话

李开盛：干政事件根源在于朴槿惠个性而非韩国民主。在此事中，权力制衡、媒体自由及监督功能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很多中国人看来，那些奉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在2016年真是让人吃“惊”连连。有的是“惊奇”，如英国的公投脱欧，以及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的获胜。有的是“惊喜”，如菲律宾选举选出一个杜特尔特，中美菲三角关系由此来了一个乾坤大逆转。当前韩国总统朴槿惠的“闺蜜干政”事件则让人倍感“惊异”，未经证实的说法也不胫而走：堂堂总统竟然被一个据说有巫教背景的人精神控制，这个国家怎么了？！

不是制度惹的祸

其实，韩国人的这种想法更加强烈。作为一个自尊心极强的民族，我碰到的几乎所有韩国人在谈及这件事时都会用到“尴尬”、“羞愧”甚至“耻辱”等类似的词，以至于笔者都不敢同他们主动讨论这个问题，以免触及他们敏感的自尊心。

但事实上，在此次事件揭露发酵过程中，韩国社会展示出了许多值得自豪的一面。事发前，是韩国媒体（甚至包括亲政府的保守媒体）的不依不饶，而不是任何外国媒体以及国外政治势力，不惜杠上总统亲信，并最终曝出崔顺实修改朴槿惠演讲稿的猛料。在事件曝光以后，韩国民众更是多次走上街头发动示威抗议，而学校的教授学生们则发表声明，呼吁朴槿惠下台。检察机关的公信力尽管受到质疑，但也迅速逮捕了崔顺实以及刚刚辞职的总统亲信。反对党更是连连抨击总统与执政党，最终迫使朴槿惠亲自到国会磋商如何收拾政局。与此同时，在政治乱成一锅粥的同时，韩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却基本如常。也就是说，总统虽已脱轨，但社会并未失序，这其实是一个成熟民主社会值得骄傲的地方。

进一步细究，闺蜜干政事件的根源在于朴槿惠的个性而非韩国民主。事实上，正是这一事件表明：韩国的权力制衡（国会和反对党对政府和总统的制衡）、媒体的自由以及监督功能、公民社会的活力以及对政治的影响力，都得到了充分展现。崔顺实之所以能够得以干政，就在于进入了连民主政治也难以监控的角落：总统的私人领域。而她之所以能够进入，就在于她利用了朴槿惠在公主身份下长大（其父为1961至1979年统治韩国的独裁者朴正熙）、经历了父母被刺的复杂政治生活、一直独身而养成的复杂个性：不喜与人沟通、对他人强烈不信任、公域与私域无法区分等。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昭示我们：权力在任何时候都可能会被滥用，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被监督，甚至连政治家的私人领域也不能例外。

当然，韩国的民主并非全无问题。很多人，特别是中老年人，当初之所以支持朴槿惠当选总统，就是看中了她父亲执政时的政绩，而非她本人的能力与政纲。另外，地域主义即以候选人的来源地来决定自己的支持对象，也是韩国选举中的痼疾。这些因素导致了那些不一定有资质的人可能被选上台，以及加深了韩国政治中不同派别、地区之间的对抗。但对于刚度过民主化“而立之年”的韩国来说，这些都属于进步中的问题。而此次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则可能把坏事变成好事，促进韩国人对于如何选总统进行反思，从而进一步提升民主的成熟度。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或许是，韩国人过于高昂的政治激情可能压倒了必要的政治理性。当前韩国民调以及民众游行的压倒性主题是朴槿惠下台，但所依据的只是媒体报道，而不是检察机关的最终调查报告。民众的想法很简单，不能再让一个这样的人代表国家、管理国家。但对于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来说，激情可贵，但理性尤佳。当前激昂的民意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如何达成一个对韩国最为有利的结果，还值得当事者慎思。

政局走向扭转中韩关系？

总的来说，对韩国来说，“闺蜜门”的主要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当下政局而非政治根基。在事件爆发之前，执政的保守党——新国家党在民众中的支持率一直压过主要反对派共同民主党，而保守党属意的下届总统候选人、即将卸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在民众中的支持率也一直高过共同民主党的可能候选人文在寅。但是，受到朴槿惠丑闻的拖累，现在新国家党的支持率被共同民主党反超，而潘基文的人气也开始下降，在本届政府任期仅余一年多点之际，一个进步派的下届政府看起来更有可能。

最终结果当然还要看崔顺实事件的走向，以及保守党派在此次事件中的自救能力。如果最终公布的调查结果并没有新闻报道和舆论猜测的那样不堪（而且调查结论能够被韩国民众所信服），或是此次事件通过成立举国中立内阁、朴槿惠辞职等方式实现迅速“止血”，保守党派的选情并非一定没得救。而且，现在执政党内已出现让朴槿惠退党、党领导人辞职的声音。如果新国家党能够成功实现与朴槿惠的切割，并且推出自己的有实力的候选人，那么仍然有可能继续在2018年占据青瓦台的位置。

对于中国来说，当然要留意韩国政局走向对当前中韩关系的影响。一般而言，进步党派执政时两国在朝核这一重大议题上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如金大中、卢武铉政府时奉行“阳光政策”，中韩关系也因此保持着相当的舒适度。而保守党派在对朝政策方面通常比较强硬，同时会采取比较亲美的立场，中韩对朝的政策裂痕往往因此加大，中国的地缘政治处境也可能更加艰难。

在当前，中国特别关注的是朴槿惠做出的涉华外交决策，到底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崔顺实的影响？特别是，因为萨德争议而陷入谷底的中韩关系，会不会因为崔顺实事件出现转机？这些都有待韩国的检察机关来给出答案，或者看韩国媒体是否有更多的爆料。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显然不会让这样一个重大战略与外交成果流失。驻韩美军司令文森特·布鲁克斯已表示，美方将在8至10个月内在韩国完成萨德的部署。

由于美韩两国政府已做出政治决定并选定地址，接下来的部署将是实务部门如何执行的问题。除非出现领导人亲自裁定中止或是当地民众出现激烈反对的情形，萨德部署仍可能继续下去并按期完成。而是否会出现这些意外情况，则取决于崔顺实案件的调查情况（例如：崔顺实是否介入了萨德部署的决定）以及朴槿惠的去留（如果她辞职提前大选——宪法规定总统辞职60天内应举行大选——然后共同民主党人当选的话，新政府可能有意愿与时间中止萨德部署）。

进入2016年以来，中国外交的诸多利好均与相关国家的内政转向有关，如越共十二大上亲华领导人阮富仲继续留任总书记一职，一贯反美的杜特尔特当选菲律宾总统等。韩国是否会带给中国同样利好，目前尚不得而知。朴槿惠的“闺蜜门”仍然在发酵之中，各方的政治角力远未分出胜负，中国只能自求多福，坐观其变。

作者：李开盛，是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韩国峨山政策研究院访问研究员。

转自：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0101?full=y

法院：政治，然后法律

中国媒体报道称，围绕“狼牙山五壮士”争议所引发的侵权案已经强制执行。该案成为中国官方保护“英雄人物人格权益”的典型案例，但历史专家袁伟时认为，这样的判决无法阻止人们对于历史真相的争论和探讨。

中国官媒新华社10月22日引述最高人民法院消息称，"狼牙山五壮士"中葛振林和宋学义的后人葛长生、宋福保分别诉洪振快名誉权、荣誉权纠纷案，被告洪振快拒绝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已被依法强制执行。根据判决，两案一、二审判决书的内容摘要在21日的《人民法院报》上刊登。

"狼牙山五壮士"是中国官方抗战史中流传较广的一个故事，由于被改编成电影并列入小学语文课本而家喻户晓。按照中国官方叙述版本，1941年8月在应对日军扫荡过程中，负责掩护大部队撤退的五位战士故意将敌人引入狼牙山峰顶绝路，并在子弹打光之后跳崖自尽，最后三人殉国，葛振林和宋学义两人幸免于难。

是"跳"还是"溜"？

2013年，《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洪振快先后在该杂志和财经网发表文章，分别指出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以及被编入小学课本中的"狼牙山五壮士"故事有多处不符合事实之处。洪振快提出的主要争议点是："五壮士"的跳崖地点以及是否全部是跳崖自杀。他尤其指出，有证据显示，葛振林和宋学义两人并非跳崖，而是紧挨着崖壁，"溜"了下去，并认为这也给两人"跳崖未死"提供了一个解释。

2015年8月17日，"狼牙山五壮士"两名幸存者的后人葛长生和宋福保分别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洪振快停止侵犯并公开道歉。2016年6月17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对两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洪振快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公开道歉。判决后，洪振快不服，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判决公布后，洪振快就曾对《纽约时报》表示，判决结果在意料之中："现在大家都看到政治形势左转，左派们要维护所谓的红色文化。"而他的代理律师也认为，这是一起政治压力之下进行的政治审判。

2016年8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洪振快的上诉，维持原判。根据判决，洪振快须在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在媒体上公开发布公告，向葛长生、宋福保赔礼道歉。因洪振快逾期未履行，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决定刊登两案判决书的主要内容，所需费用由洪振快承担。

袁伟时：这会成为一个历史笑话

针对洪振快案件的结果，中山大学历史学家袁伟时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法院官员，他有他的想法，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他会做出他的判决。但是作为学者、历史学者，任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是可以探讨的。有不同意见，大家写出文章讨论就行。我想法院政府介入这一类纷争，是不聪明的，这会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个笑话。"

十年前，袁伟时曾在《中国青年报》副刊"冰点"发表《现代化与历史教课书》一文，以"火烧圆明园"、义和团等历史事件为例，指出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许多内容"违反常识理性，以'革命'的名义故意歪曲历史真相"。该文遭到中国宣传部门严厉抨击，"冰点"最终被停刊，主编李大同及副主编卢跃刚也遭到撤职。
官方打击"历史虚无主义"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官方舆论一再表示要反对"抹杀革命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2013年，海外媒体报道称中共"9号文件"中的"七不讲"中便包括"历史虚无主义"。而在"狼牙山五壮士案"强制执行消息宣布的当天，正值中共庆祝长征胜利80周年，《解放军报》发表文章"长征丰碑不朽 英雄浩气长存"，再次强调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尽管如此，袁伟时表示自己并不担心相关的学术探讨会从此消失："人的嘴巴是封条封不住的，我希望（洪振快案）这一类蠢事越来越少……法院的判决在学术上是没有什么地位和作用的。历史学家、一般老百姓大家都心中有数，归根结底，这是历史前进中浮出水面的一块垃圾，不值得过多探讨，因为是非是非常清楚的。"

转自：德国之声中文网，原标题““五壮士案”强制执行 反“历史虚无主义”又一例？”
http://www.dw.com/zh/%E4%BA%94%E5%A3%AE%E5%A3%AB%E6%A1%88%E5%BC%BA%E5%88%B6%E6%89%A7%E8%A1%8C-%E5%8F%8D%E5%8E%86%E5%8F%B2%E8%99%9A%E6%97%A0%E4%B8%BB%E4%B9%89%E5%8F%88%E4%B8%80%E4%BE%8B/a-36119593

炎黄春秋沦陷是对人心的最后一击

《炎黄春秋》和共识网的先后沦陷，引起人们对于中国言论自由状况继续恶化的担忧。笑蜀为德国之声撰写评论指出，温和改革派就此彻底溃败，极左派已经控制了中国言论界。

继7月13日《炎黄春秋》杂志遭中国艺术研究院强行接管，主帅遭撤换，办公室遭霸占之后，九月底，中国大陆又传出两个坏消息：一是思想类网站“共识网”突然停止更新。坊间普遍认为，该网遭遇了跟《炎黄春秋》同样的厄运；一是胡舒立挂帅的财新网，据称因“多次违反新闻宣传纪律，刊发导向存在问题的报道”而遭处罚，被暂停其“可供网站转载新闻的新闻单位名单”资格两个月。对此财新网迄未公开否认。 

这一连串坏消息，是中国大陆媒体生态更趋恶化的显著指标。经过三年强力扫荡，温和改革派在言论界早就溃不成军；《炎黄春秋》和共识网今天的黯然退场，更意味着温和改革派在中国言论界几乎彻底归零，意味着中国言论界彻底失衡。  

这无疑正中极左派下怀。《乌有之乡》网刊、《毛泽东旗帜网》、《红歌会网》等极左派媒体，莫不欢呼雀跃。《别了，炎黄春秋》，《揭开炎黄春秋真面目》，诸如此类的大批判檄文，一时风起云涌。《炎黄春秋》杂志遭斩首，简直成了极左派的节日。而强行接管《炎黄春秋》杂志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也毫不掩饰他们对极左派的青睐。其冒《炎黄春秋》之名召集的作者恳谈会，居然奉长期辱骂《炎黄春秋》的郭松民等极左派为座上宾，以致郭松民兴奋莫名，在微博上引用毛诗炫耀：“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的确换了人间，中国言论界的确已是极左派的天下。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成了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力量，这一切无可讳言。  

薄熙来路线曾经是中国言论界的噩梦。薄熙来治下的重庆，以压制言论著称，绝无任何自由空间。这迫使言论界人士不得不绝地抗争。言论界的抗争配合体制内斗争，导致了薄熙来的大崩盘，人们为此松了一口气，普遍认为言论界逃过一劫。但事实证明人们高兴太早，从三年前的《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开始，言论清场不仅卷土重来，而且不再限于重庆一地。而且不只是一般性封杀，更不惜祭出专政手段的杀手锏。其肆无忌惮毫无底线，为薄熙来时代所望尘莫及。

三年言论清场，以温和改革派为主要打击目标。主张温和改革的媒体不得不普遍收声。温和改革派的代表性群体公知群体，更是屡遭重大打击，因言获罪，下岗下狱，皆不乏其人。中国言论界陷入了六四之后最黑暗的时代，这跟江、胡时代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形成强烈对比。以致很多当年对江、胡时代持批评态度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怀念江、胡时代。  
绝望弥漫中国言论界。好在《炎黄春秋》和共识网还能依托其强大背景，一度在言论界硕果仅存。但最终连他们也不能逃过一劫。他们的沦陷，成了对人心的最后一击，也成了三年言论清场的收官之战。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至此大获全胜。  

几乎没人抵抗，除了《炎黄春秋》杂志那群大多白发苍苍的老编辑、老编委。但他们尖锐的抗议，不但没有激起多少响应，反而只是更加烘托出他们的孤独，更加烘托出整个言论界死一般的寂静。当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爆发时，言论界的抵抗是何等壮观，用山呼海啸形容，也绝无一点夸张。那是因为当年人们还抱希望，人心还没有死。今天这情境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人心已死。  

但是，人心已死亦未死。死是对今天的时代而言，未死，则是对未来而言。去年12月，曾有中纪委官员发文，说官员都在坐等出事，坐等周期律的重复。其实岂止官员，中国的言论界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是可以理解的，当人事已尽，的确只能坐等天命，坐等周期律起作用。但是，一个只能坐等周期律的社会，显然是一个没有能力走出周期律的社会，一个还要在周期律中循环往复的社会。  

而这，才可能是最深沉的悲哀，也才可能是今天最大的绝望。

笑蜀为独立学者，前《南方周末》评论员。

转自德国之声中文网：http://www.dw.com/zh/%E5%AE%A2%E5%BA%A7%E8%AF%84%E8%AE%BA%E7%82%8E%E9%BB%84%E6%98%A5%E7%A7%8B%E6%B2%A6%E9%99%B7%E6%98%AF%E5%AF%B9%E4%BA%BA%E5%BF%83%E7%9A%84%E6%9C%80%E5%90%8E%E4%B8%80%E5%87%BB/a-36020083

当私人谈话变成法庭证据

2015年2月，有大概15个人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餐厅里举办宴会。今年8月，其中四人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定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而他们在那家餐厅谈话的细节被用作指控他们的证据。

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令世界惊叹于它创造了让无数人脱离贫困的经济奇迹。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数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实现飙升。

自始至终，中国领导层与民众有一项不言自明的约定：别给我们找事，我们也不会找你的事。想变多富裕都行，你也会有很多个人自由，但离政治远一点。对许多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老一辈中国人来说，个人自由的扩大，感觉是革命性的。

四人在天津定罪是这项约定的内容发生变化的又一个迹象。习近平领导的政府对批评异常敏感，不会再置身于我们的个人生活之外。私人言谈也成了被惩罚的合理理由。

这四个人——周世锋、胡石根、勾洪国和翟岩民——并非没有政治倾向。他们都是维权活动人士；有些与“非法”基督教会存在关联。他们2015年在饮宴之间的谈话似乎也容易激起事端。

用来指控他们的主要证据是一段谈话录音。法庭笔录显示，这些人谈论了律师该如何介入敏感政治案件。胡石根提出了实现国家转型的三个必要因素：公民力量壮大、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以及国际社会介入。

检方强调了导致胡石根被定罪的一句话，据称他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引发抗议，“就会有更大的流血冲突，促使社会动荡，给国际社会介入提供了理由”。

中国政府总是对它视作敌人的个人的言论进行监控，但此前几乎不曾将个人言谈用作法庭上的证据。它更喜欢以捏造嫖娼、非法经营或逃税等罪名的方式，来惩罚那些反对它的人。

艺术家、直言不讳的异见人士艾未未就曾在2011年遭到税务欺诈的指控。去年，年过八旬的作家铁流被判犯有“非法经营”罪。他曾对毛泽东及其他一些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批评。

将私人谈话用作法庭上的证据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转变，显示出政府对自己的威权手段感觉很自信，以致公开承认对公民进行监控。这些活动人士可能的确讨论了如何改变政府，但当局在获取证据方面过了界。

自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政府对被它视为敌人的人士进行惩罚的方式变得愈发令人不安。批评政府的人士被绑架、被单独关押并遭受酷刑折磨，他们的家人和亲属也常常受到株连。

尽管北京喜欢向外界制造正在对司法制度进行改革的印象，但涉及批评政府的人士时，便没有尊重法律程序可言。在最近几年，中国的执法方式有了微妙的转变，准确地说，更像黑社会了。在近期的一个极其严重的例子中，一家香港书店的五名员工失踪，后来却在内地出现，并在那里遭到了严酷的审讯和公开的羞辱。这家书店以出售刺激北京领导层的书籍而著称。

令我们担忧的是一种习近平正在恢复极权主义的感觉——使我们回到毛泽东年代。在那个时代，民众缺少公开表达自身观点的自由，甚至私人交谈或写在日记中的话，也会招来严厉的惩罚。

当前的政治气候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就连政府官员也在被更严密地指示自己可以说什么。

今年早些时候，浙江省宁波市明确规定了“党员干部不能说的44句话”，其中包括不能抱怨待遇，不能非议反腐败。

如果几句私下的议论，哪怕是共产党官员所说的，都有可能成为一种犯罪，那么整个社会都将生活在恐惧之中。


转自：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60927/beijings-disturbing-turn-against-personal-freedoms/

慕容雪村是中国作家，其最新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Dancing Through Red Dust)以英文出版。本文英文版发表于《纽约时报》。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逃越柏林墙的人口走私犯的故事

人类所有的逃亡都恐怖而惊险。而柏林墙的逃亡应当说是人类历史上最有诱惑力的逃亡。因为逃亡的屏障即不是象中國西部监狱逃亡那样的千里荒漠，渺无人迹，即便无人追捕，长途跋涉，食宿无着，不饿死渴死也要累死病死；柏林墙的逃亡也不象海上孤岛的逃亡，除了高墙电网，还要越过重重大洋。

柏林墙的始做俑者赫鲁晓夫，在建墙前的秘密筹备阶段，曾经和他驻东柏林的军事指挥官坐在小汽车里秘密地视察过柏林。他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因为城里的一切都连在一起。边境沿街而设，所以大街的一边是东柏林，而另一边是西柏林。”

柏林墙的逃亡，其实就是逃越柏林墙。墙的另一面，立时立地就是自由世界。天壤之别，仅一墙之隔而已。所以，自从柏林墙建起，逃亡故事就没有中断过。

一，跳楼逃亡

最初的逃亡方法最直截了当，最简单：跳楼。

柏林墙是活生生把柏林城从城中间分割的。这堵分界墙遇街割街，遇门跨门，要是遇上整座楼房建筑，就以那栋楼房为墙的一部分。这样，被当做分界的楼房两面，一面是西柏林，一面是东柏林。于是，楼房里东柏林一面的居民，就开始选择全世界简单的逃亡方式：跳楼。他们来到朝向西柏林一面的窗户前，站在敞开的窗户的窗沿上，一闭眼，一横心，朝着楼下西柏林民众和士兵们为他们展开的床单，纵身一跃，就万事大吉了。

但这样的逃亡方式，虽然简单，却并不容易。人必须具备居高临下纵身跳跃的勇气。最后的成功于否，首先取决于逃亡者投奔自由、与亲人团聚的渴望是否能战胜跳楼的恐惧。据史料记载，对于所有跳楼的逃亡者说，面对着西柏林自由世界的诱惑和楼下展开的床单，最难以下定决心纵身一跃的，是一位已经年界77高龄的老妇人。

她毅然而然地站在了楼房第四层住宅的窗户上，却无论如何下不了决心往下跳。在那个四层楼的敞开的窗沿上，面对楼下十数名接应的西德边防士兵和为她展开的床单，她竟然犹豫了一刻钟之久。后来焦急的协助者上楼进屋，试图把这位泄了气的老太太从地板上拉了起来，再次扶上窗台。老太太死活不能自己。而当楼下已经丧失耐心的救助者们威胁说：“算了，就让这个老太太自便吧”时，这位老人终于居然跳了下来。

除了勇气，要跳楼成功，还得跳得准确。跳楼逃亡的人们中，有一个三口之家，六岁的孩子被地面床单安全地接住，但母亲和父亲，一个摔伤了内脏，一个摔伤了脊椎。在所有跳楼逃离东柏林的人中，有四位没有跳到床单上的人死于伤势过重。

跳楼逃亡的绝招没持续多久，因为东德政府后来推倒了东德境内边界地带的建筑，使得这种有惊无险的逃亡方式变成了天方夜谭。

二，撞墙逃亡

以重型机动车辆迎头撞击柏林墙，破墙而逃，也是一种逃法。这种办法的悲壮和惨烈可想而知。在空旷的东柏林开阔地带，试图逃亡的机动车辆没有任何可以隐蔽的屏障，它首先要面临的是在必然而然的枪林弹雨中穿行；其次，它然要与前方一堵实实在在的大墙相撞。为要有足够的冲力破墙而逃，车辆必须全速前进。在正常情况下，一辆汽车要是开足马力，迎头撞击一堵大墙，其动机肯定会被解释成“自杀行为”。而在枪林弹雨中全速前进去撞一堵大墙的行为，毫无疑问是“双重自杀行为”。而这却是当年东德一些逃亡者们投生的方式。

即便如此，在精心地选择地形、地点、时间的种种策划下，肯定有成功的先例。否则，在柏林墙建墙的头一年当中，重型机动车辆冒着枪林弹雨撞击大墙破墙而逃的事件不会多达14起。

但在这场赌博中，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死里逃生。有一辆试图冲越边境关卡路障的公共汽车，在距边卡目标100 米时就已经四面起火燃烧，车厢中的逃亡乘客绝望中纷纷从车窗中跳下自首，以求活命。但司机仍然坚持全速冲向关卡处的粗大铁栏。这辆公共汽车在距关卡路障一米的距离撞上了狭窄甬道的围墙而最终熄火。枪林弹雨、燃烧起火、冲撞边卡，这辆冒三重危险投奔自由的大客车，仅从前挡风玻璃射入的子弹就至少有19颗。全体乘客无一人成功出逃，许多人枪伤、烧伤、摔伤的伤势严重。

还有另一种“成功”。一位叫做克劳斯. 布鲁斯克东柏林青年司机，在子弹穿过驾驶门射入身体之后，仍然挣扎着紧踩油门撞向柏林墙。大墙被撞开一个壑口，卡车车头基本撞扁，这位司机和他的同伴杀出了一条生路，将车撞进了西柏林。但面对车窗外西柏林的自由世界，他死在了驾驶坐位上。多年以后，不自由毋宁死的柏林人仍然为这一结果究竟算成功还是失败争论不休。

三，翻墙逃亡

地面逃亡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翻墙而过。

不过这同样是一场赌博。看上去一人多高的墙可以翻身而上。但逃亡者从开始在边境开阔地带奔跑到墙下，再翻身跃上墙的这段时间内，生与死就完全听天由命了。1961年，当十八岁的东柏林青年彼得. 费希特尔在到达墙跟翻身跃墙时身中数弹，原地坠落在东柏林一边的墙下。虽然悲惨结局已然注定，他仍本能地与死亡搏斗。他躺在东柏林墙下流血不止，时间长达五十分钟。这期间，他不停地呼喊救命。呼声惊动了西柏林一边的边防军人。军人们扔过来一个急救包，但血将流尽的彼得. 费希特尔已无力自救。当西柏林军人们冒着同样遭枪击的危险，翻身跃墙将这位东德青年抬起来，再度翻跃大墙到西柏林一面时，费希特尔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这是柏林墙将柏林城和它的人民分割以来，第一位在逃亡中死于枪击的东柏林市民。

大墙东面噪响的枪声和大墙西面警卫的救助，同时惊动了大墙两边的市民。富于戏剧性的场面是，当两个小时后东德军人从东柏林边境的一栋掩护射击的废弃楼房中出现时，东柏林的目击者鸦雀无声，西柏林的市民则齐声对那军人呼喊“凶手”以示愤怒和抗议。这一首次屠殺逃亡者的行为，令西柏林自由制度下的市民义愤填膺。几个小时以后，当载着苏联军人的军车进入西柏林时，遭到了愤怒人群所投掷的石块的袭击。那情形，让十年前的中國首都百姓似曾相识。

从此，针对东柏林市民的逃亡，柏林墙两面开始沉浸在枪杀逃亡者和救助逃亡者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自由与奴役，民主与專制，逃亡和反逃亡，生与死，欣喜若狂或悲痛与绝，一墙之隔，天壤之别。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城市，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连续经历着这样活生活的近在咫尺的牵人魂魄的戏剧性场面。

时间没有抹去人们对费希特尔的无限同情，两年以后，当东柏林为了警戒的方便将边境百米之地夷为平地，炸毁那座暗藏开枪凶手的楼房时，西柏林一边享有自由的人们在墙的西侧，为这位不幸的东德逃亡青年献了花圈，开了追悼会。

四，小汽车逃亡

东德人，确切地说是东柏林人在如何跨越柏林墙，安全地逃离社會主義东德这一问题上不仅表现了他们追求自由的勇气和胆量，而且体现了他们最大的智慧和耐力。

从地面上成功逃离东柏林事例要归功于两位身居在西柏林外籍人士。

他们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另一个来自阿根廷。虽然互不相识，但两个老外发明了同样的办法，使用了同一个工具，而且同样是把各自在东柏林的未婚妻从那面大墙后偷了出来：当两位未婚夫在西柏林同一家租用小汽车的商店里，看到同一辆小汽车时，他们产生了同样的想法：这车的高度很低，低到足以从东西柏林之间高速公路收费处的防护栏下面通过。司机要做的不过是把头低到和方向盘一样的高度。当时的西柏林人尚可以自由出入东柏林，他们可以空车进去，在出境前把未婚妻藏在后备箱里，在边境的高速公路付款处，趁机从尚未开启的防护栏下突然通过。

他们就这么办了。

就成功了。

这小矮车太奇特。在澳大利亚人成功之后，当这辆小车被阿根廷人开着再次进入东柏林时，边防警卫看着眼熟，就问：这辆小车不久前进入过东柏林吗？阿根廷人肯定地回答：没有。他当然以为他是德国唯一最聪明的人，幸亏他这麽认为。他的从容不迫态度，使他也福星高照。几个礼拜之后，两对新人举行了婚礼。于此同时，东西德边境那段高速公路收费处的防护栏下，加设了垂直的防护栏，再有聪明人想利用那量小汽车也没折了。

大概是这两位德国外籍人的智慧，开启了一向只擅长严谨思辨而缺少想象力的德国人的思路。东德人开始在利用小汽车逃离东柏林这个挑战性问题上，发挥他们最大的想象力。1961年，仅将逃亡者藏在小汽车的底部成功出逃西柏林的事件，就多达18起，平均每月一起还多。但是这种方法只延续了一年。后来，东柏林边防军发明了一种专门用来测量的标准化杖杆。用这种工具，他们可以直接量出所有类型的过境汽车的体积。为了检查是否有逃亡者藏在车下，这种测量杖杆上还附带着一些镜子，这些镜子可以反射车辆底部的情况。逃亡和反逃亡的智斗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

自从断了躲藏在车底盘出逃的念想后，习惯于循规蹈矩的德国人，仍然不肯放弃利用汽车藏身逃越过境边卡的方式。这种方式，虽然面临破败后蹲监狱的危险，但比起直接用越墙、破墙逃亡来，至少不用冒遭到枪击的生命危险。

车的后备箱是一定要检查的，车厢内是一定不能藏人的，车的底盘又有了新的检查方式。一个小汽车，一共就那么大，就那么几个部分，再要依靠小汽车出逃，还能有什么招儿？可是东德人居然又把九个人，一个接一个地安全地从小汽车里偷运出了东柏林。

这回，他们想出的办法不可思议。就是可以思议也难以想象；就是可以想象，也难以置信：当逃亡者们依次抵达西柏林时，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居然是从汽车的前端那个隆隆做响的汽车机械的心脏里爬出来的。

看过打开了引擎盖的汽车的人都知道，那地方，不仅开起车来隆隆作响震耳欲聋，高温异常，而且密不透风、满满当当地排放着马达装置、传动装置、散热装置、供暖、供冷装置、电池等等一类我们叫不上名子的机械设备。

出逃的东德人，不仅就从那个地方大变活人，而且，他们出来的方式也十分离奇：他们不是象检修车量、拆取汽车零件时那样，打开汽车引擎盖，正式从汽车前方出来，而是从车体的正前方，破车而出。就是说，他们作为一个人，出来时，比拆取汽车的零件还简单：连汽车引擎盖都不用打开。

就因为他们躲藏的地方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出来的方式和姿势就象胎儿难产一样艰辛：要么先拧出一个头，要么先踹出一只脚，要么先伸出一只手，然后一点一点蹭出来。胎儿再难产，也还是有个接生的可以帮忙，而从汽车的机械心脏里出来的东柏林人，再难产，您也没法“接生”，因为您不知道他们没出来的身体在汽车里边是怎么拧着的，所以大群的西柏林旁观者只能旁观，否则一帮忙，准越帮越忙。

等他们出来后，您再回头看这车，前方透风孔处，象出了车祸一样破了一个洞，而那个洞绝对不象是出来人的地方。

这辆为东柏林逃亡者立下汗马功劳的车，是“奥斯塔”(Lsetta)牌子的。现在这辆著名的奥斯塔车已经作为柏林墙时代逃亡的见证，被送到了设立在柏林墙夏列(CHARLIE) 边防检查站遗址处的柏林墙博物馆展出。凡是知道它的故事的参观者，都在那个破洞处探头探脑，琢磨当年它难产时的情形。

五，潜水逃亡

水中逃亡的成功的是一位我们至今无法知其姓名的东柏林青年。1968年，这位东柏林青年利用一辆自行车的小型马达，自行研制成功了一个小型潜水艇。用这个潜水艇，这位青年从东柏林东部的波罗地海海岸下海，在水下用了五个小时，朝向德国东部邻国丹麦航行了25海哩。他的成功逃亡不仅为他带来了自由，而且立即为他带来了事业上的坦途：西德的一家大公司高薪聘用了这位前东柏林的青年发明家。92年，这个公司与这位青年合作，设计和制造一个生产项目，这个项目据说引起了体育界和水中营救工作的长足进步。

二战胜利后盟国的最后一次会议，波茨坦会议关于管理战败国德国的有关规定基于五个原则。这五个原则除了“非军事化、非纳粹化、民主化、地方分权化”之外，还有一个原则是“非工业化”。但这个原则并没有扼杀这个具有先进工业传统的地区人民的工业智慧。水中逃亡就是他们把工业智慧发挥在逃离社會主義制度上的一个例子。这个水中逃亡潜艇，目前被陈列在为游人参观而保留的夏列边防检查站里，证实着德国人当年被压抑成业余活动的工业传统和绝不丢失的严谨风格。

六，利用电缆卷筒逃亡

一个直径一人多高的电缆线圈的卷筒，粗大的电缆一层层缠绕在卷筒上，而封闭的卷筒中心却是空的。那里面，一共可以容纳四个人。但是这方式只成功了两次。后来，警察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通过一对仍在东柏林的父母对成功逃抵西德的17岁的女儿许愿说，如果这女儿回到东柏林来坦白交代，将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同时，国家秘密警察威胁这对父母说，如果他们的女儿不回来坦白交代出逃的原委并供出参预者，他们将失业，流落街头。对于这对父母来说，要么他们流离失所沦为乞丐，与女儿永久分离；要么女儿回到东柏林，一家人一起仍旧生活在不自由的东德。两害相权取其轻。这对父母和他们的孩子选择了前者，17岁的女儿被迫返回了东柏林。

七，地下隧道逃亡

有一个地下逃亡的工程令人叹为观止。它是一条穿越柏林墙的地下隧道。这条隧道全长145 米。距地面距离是12米。就是说，这隧道先如挖井一样，向地底直着往下挖12米深，然后在开始往柏林墙方向挖。隧道的进口，设在一所房子后院的厕所里，而出口是一个老点心面包店的地窖。隧道内部高度不足一米，确切地说，只有70公分。否则，在这种秘密状态下，太多的土将无法化解在屋子里。大量的土用小推车运送到地道口，再拉上井，分散在屋子里。一共有36个青年和一位23岁的女青年参加了这项秘密工程。他们由此营救出了他们的未婚妻和朋友，以及他们全然不认识的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隧道不是从东柏林往西柏林挖，而是由西柏林往东柏林挖。之所以仍然要秘密地处理挖出来的土，大概是因为在救出所有要救的人之前，仍然需要小心谨慎，不走漏风声：谁知道西柏林是否有东柏林的间谍？

但问题是，如果从东柏林往西柏林挖，出口可以不必忧虑，反正只要到了西柏林，那里都是自由的土地，都可以光明正大地走出来。但是从西柏林往东柏林挖，出口就必须事先设计好，必须正好是一个隐蔽的出口。

这些西柏林的营救们，是怎样使出口正好挖通在一个房子后院的厕所里的呢？他们又不能公然和秘密警察监视下的东柏林一方联系、讨论；就是秘密联系讨论也不可能公然测量距离、方向和位置；就是公然测量了，又怎样方位、距离分毫不爽地可可从人家后院的厕所里挖出？

这应当是工于计算，思维精密，办事严谨的德国人逃亡到西柏林的又一个杰作。

这项秘密工程不声不响地进行了六个月。57位东柏林人成功地从这个隧道中出逃。从开始挖土，到逃亡者最后爬出隧道，在12米深的井口下坐着缆绳，始见西柏林的自由天日，人们为这一工程全过程拍下了珍贵的照片。这些照片除了传递当时的作业情况，还向后人传递着另一种信息：救助者们在挖下第一铲土时就知道他们一定会成功，而且只能成功，否则，这些照片随时可以成为治罪的证据。

当一位五岁的小男孩坐在救助者的腿上被吊出隧道口时，他告诉隧道口的人们说：“嗯，但是这个大洞洞里没有野兽。”

八，跳车逃亡和化妆逃亡

正当笔者撰写柏林墙系列文稿期间，遇到了一位前不久才去过德国，并参观过柏林墙遗址、听说了逃亡故事的中國人。在接受采访时，他描述了他柏林墙旧址参观时的所见所闻：

“有一道柏林墙就建在一个大楼的下边。于是人们想，怎么逃跑呢？

打电话，通知那边儿，汽车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来接我。( 汽车来的时候) 突然从楼上，裹着棉被，突然跳到汽车上。就好像电影导演的那些特技镜头一样。“

另一个逃亡的故事是这样的：

“说有一个东柏林这边儿的人想逃跑。怎么办呢？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搞到了一批苏联的军服。但是他只有一个人，他不敢告诉别人，因为东德的特务活动也非常的厉害。就象咱们中國的差不多，所以他只能一个人。可是他一个人开吉普车过去呢，别人看着会有点儿奇怪。一般都是一车苏军的军官开这吉普车过去。结果他想了一个什么办法？跑到服装店，搞到了几个模特，让这个模特穿着苏军军服坐在后边儿，他开这吉普车，穿着士兵的衣服，他也会说俄语，就那么开过去了。因为当时的苏军好像对自己人不检查。敬个礼就过去了。”

九，空中热气球逃亡1979年的一个深夜，东德黑色夜幕的上空出现了一个高度为28米的欧洲历史上最大体积的热气球。当这个热气球接近柏林墙地域时，被东柏林地面警卫发现。三束探照灯直射黑色天幕，追踪监视着这个看来企图越境朝西柏林飘去的热气球。就在地面警卫朝这来历不明的巨大热气球开枪射击之前，热气球迅速高升，爬上了两千六百米高空，随后不知去向。

这个热气球的吊蓝里，装着两个东德的家庭，大人小孩一共八口人。

他们在快速升高后，可能由于慌乱，失去了方向。当在空中飞行28分钟后，热气球安全降落地面。悄悄掀开覆盖了他们的巨大气球布，看看外围环境：丛林荒草，远近没有人烟。

他们无法判断究竟是到了自己的目的地西德，还是不过在空中转了一个圈，仍在东德境内。或者，已经非法进入了其他国家的土地。他们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们既非科学家又非运动员，虽然对气体动力学一无所知，但自从萌生了用热气球逃出东德的想法，就开始白手起家。买来了有关的书籍，从头学习有关原理。买来大量的纺织品，利用自己研制的相关设备一次次实验将要充当气球外体的布的质量。气象学要掌握、操作要掌握，材料学、工程学、物理、化学、力学等等知识都需要。后来，那个奇迹终于悄悄地在这一对普通东德人家的房顶下诞生了。在那个神不知，鬼不觉的深夜，那个欧洲最大的热气球载着两家人的希望和梦想，升上了东德阴霾的天空。他们什么都想到了：出境前被打落坠地、被逮捕入狱，出境后落入海中或落在人家房顶，落在城市中心等等，无论什么意外事故发生，好歹总要面对一个结局。他们就是没想到，什么意外也没发生，但当气球安全着陆时，竟是真相不明，无人理睬，没有下文。

两对年轻的父母，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闷在气球巨大的布面下，把未来的结局想设想了一遍又一遍：走出这泄了气的热气球，要么被东德政府关进监狱，要么向其他什么国家的政府投案自首，要么在西德安居乐业，重获新生。想想为这次逃亡而长久地呕心沥血，看看四个无辜的孩子，他们无法承受被东德政府关进监狱的命运，不敢走出气球；或者他们干脆把命运交给了上帝，听天由命。

他们在那个欧洲第一大的热气球里，呆足了24小时。一直到有关的边防军走近这巨大的不明降落物，掀开它，发现了两家大小八个人。

弄清了他们的身份之后，他们的命运在那一刻被宣告的灿烂而辉煌：

“你们自由了！这里是西德的领土”。

十，逃亡之最：最冒险最安全的逃亡

东西柏林之间有一段地界有一条河。河东河西两个世界。河西车水马龙人流熙来攘往，河东警戒森严气氛恐怖乖张。长久以来，由于这条河的原故，两个世界没有围墙，整日比邻相对，相安无事。但是有一日，青天白日下，河西边的行人突然发现河面上出现一个人！这人正在徒步涉水过河向西柏林走来。人们一时惊讶不已：什么人如此胆大妄为，竟敢从东柏林警戒区下到这虽柔若无骨但足以被枪击丧命的河中来？而且公然朝向西柏林步步接近？当西柏林的行人和美国警戒士兵看清楚这是一位年轻的东柏林人时，立时明白了他是成千上万试图逃越柏林墙的东柏林市民中的一位。不同的是，这个此刻正在涉水的河里的年轻人，采取的是这样一种超人的方式，他干脆无视两个世界的存在，干脆无视那道建立了十数年之久的壁垒森严的致命威胁。这样惊人的逃亡方式在两个隔岸相对的世界里同样令人目瞪口呆。但西柏林一边立即聚起了越来越多的过往行人。惊讶之余，他们不仅为之鼓掌喝彩，而且为之呼号加油。这样的公然使自己成为活靶子的逃亡行动当然越迅速越好，一上了西柏林一边的岸，就是西柏林的自由人。

谁也不好想象东柏林的苏联警卫该有何种举动。他们是象以往那样开枪射击这位公然无视他们存在，举动近乎愚蠢的青年人呢？还是应当下河把他抓回来？要么也大呼小叫勒令他回来？要么先朝天放枪，示以警告，再怎么怎么办？让东柏林苏联军人惊异的还有一层，就是河对岸围观人的热烈的反应。你在那么多跟你对立的人的直视下，公然开枪射杀一个没有反抗能力的人，你就是个冷血，也得犹豫一时半会儿。

这段河面不宽，看上去，大约有二十来米；水不深，中间游两步就可以接着走。就在东岸警卫惊讶、发呆、犹豫着不只该如何采取行动的那“一时半会儿”，这个东柏林的河中人安然无恙地登上河西岸，他在掌声、加油声、欢呼声中，居然结束了自己九死一生的冒险行动，成全了自己做一个自由的西柏林人的梦！

这个逃亡的故事不大，情节不多。但是你要是到了德国一打听，当年人都知道。那段河水，还是那样静静地流淌，河岸有当年的边防检查站遗址，河沿有历经过沧海桑田的人们行色匆匆。

转自：http://www.china-week.com/html/325.htm
2000年07月18日 星期二 于 05:00:00 · 北明 发表在: 历史长河 

“扒粪运动”如何救美国于贪腐泥潭之中

核心提示：“扒粪”运动历时十余年之久，一些著名的作家也参与其中，如弗兰克·诺里斯（FrankNorris）的《章鱼》、《深渊》，对一些大公司的种种恶行作了生动、逼真的揭露。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的《屠场》揭露出芝加哥肉类工厂的肮脏黑暗令人震惊，据说老罗斯福总统从此不敢吃香肠，并导致了政府通过食品卫生法。“扒粪”运动促使社会猛醒，人们开始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各种立法如潮水般涌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肉食检查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在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减少任官人数、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都作了重大改革。（《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这些措施，有力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迅速缓解了已成剑拔弩张之势的社会矛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南北战争后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空前富裕，进入所谓“镀金时代”。但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结构短期内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一边是社会财富迅速增加，另一边却是血汗工厂、贪污受贿、尔虞我诈、假冒伪劣……经济秩序极度混乱，社会生活开始动荡。其中最核心、最严重的是腐败现象如同某种“综合症”一样突然并发，其广度与深度都令人瞠目结舌，似乎全社会都深卷其中。真是严重、普遍的腐败造成社会道德整体败坏、精神全面危机，更使贫富差别急剧扩大、各种社会矛盾突然尖锐，已经危及到社会的稳定。美国，处在一场巨大变动的前夜。

但就在此关键时刻，美国新闻界开始的“扒粪”（muckraking）运动却有力地制止了腐败的蔓延滋生，促进了美国社会的改良，使其躲开了一场重大危机。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Steffens）是这场“扒粪运动”的重要人物，他的自传《林肯.斯蒂芬斯自述》（展江、万胜等译，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对这场影响深远的运动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引人入胜，更发人深省：腐败是怎样发生的，如何制止、清除腐败，新闻媒体的职责是什么，怎样才能保持社会稳定、使之良性发展……

斯蒂芬斯1866年出生在美国旧金山一个商人家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后到德国、法国学习心理学和伦理学，于1892年回到美国纽约，进入报界。一开始，他就被派往华尔街采访证券、金融消息，不久又长驻警署，负责采访纽约的犯罪消息。这种经历，使他既结识不少财经巨子，又与警界、社会最低层、各种犯罪分子多有往来，因此他对种种犯罪开始有了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他发现，金融界和政界关系密切，通过钱权交易双方都获得暴利；贪赃枉法是警界常事，警察定期向酒吧、歌舞厅要黑钱；种种犯罪分子往往是各有“门道”，可以少判、减刑甚至不受任何惩处。这些，使他对社会的腐败黑暗渐渐深有体会，开始认识到此时的腐败已不是个别人、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整体性腐败，是一种社会的病态。于是，他从单纯、客观的犯罪报道，转为深挖其后更深的腐败背景。

他的一些“揭丑”性报道渐渐引人注意，供职的报纸销路因此大增。但他马上就发现，“一份报纸真的犹如一位女性或政客。当它年轻、诚实、充满理想的时候，它迷人、可信、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影响的人们看到这一点，看到它的用处，就试图占有它。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获得并保有它，进而利用它，滥用它，最后毁灭了它。”他感到，如果真想做一番事业，一定要有自主的舞台。几经周折，他在1901年接受《麦克卢尔》杂志的老板麦克卢尔（S.S.McClure）的诚心之邀，出任该刊编辑部主任。以此为平台，他真正开始了揭露政界黑幕的生涯。

他首先以城市为单位，调查其腐败情况。他发现，他调查的这些城市全都腐败透顶，存在着政界、商界、司法界、警方等有组织的腐败。每个城市的权力都被这一小撮人掌握，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控制了城市的一切资源。这些结果使他相信，几乎所有美国城市都同样腐败，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他又随机抽取了几个城市作调查，包括首都华盛顿在内的城市全都完全一样。他认为，“一旦贪污腐败以同样一种形式在各地出现，那么这种普遍的罪恶一定是有自身原因的非个人的结果，而不是某些坏人道德败坏的偶然事件。”也就是说，主要是制度、体制上的原因。他把这些文章结集出版，书名为《城市的耻辱》，引起轰动。但随着调查采访的深入，他发现城市是州的一部分，市政无法与州政府分离，腐败的州总是庇护腐败的城市，虽然有些市政府与州政府是由不同的政党掌管。所以，州才是趋善或趋恶的单位。于是他的调查重点由市转向了州。对各州的调查更加触目惊心，那些大公司如从大铁路公司到面粉商、教材出版商等都想方设法买通法律或法律的解释权，使自己获得暴利。“这是一个过程、也的确是一种体制，很显然是一个城市、一个州、一个州际商业体制，而不是政治性的政府，当然也不是民主政府。”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无论是市还是州，都不乏决心清除腐败的有志之士，但他们都不能当政。因为长期的腐败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结构紧密坚硬，外人难以插进。这种情况甚至造成了一种荒诞的“悲剧”，如果不参与腐败，城市或州根本不可能兴修或维持营运铁路、煤气公司、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等等。一个想“做事”的人，就无法洁身自好，不得不服从官、商由来已久的腐败性“游戏规则”，举国上下莫不如此。《为自治而斗争》一书，是他对各州腐败调查研究的成果。

腐败的主要特点就是官商结合，但原因何在？他提出，主要不应问是“谁”（who）、而应追问是“什么”（what）造成了腐败。政治家和不少民众往往把腐败归咎于商人，“商业”成为所有政治和经济上罪恶的根源。但他的调查表明“所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商业有一个共同之处，不是它们的大小而是它们对特权的需求：特许经营权和特别立法，这些都是以立法腐败为前提的；保护性关税、保障其特殊利益的法律解释、法律实施中的放宽或‘保护’要求法官、检察官和警察的‘提携’。……‘特权’才是邪恶的根源；而‘特权商业’是恶魔。”他明确写道：“对我们造成损害的正是特权”，而“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很重要”。“特权”来自于政府，从根本上说，是政府的权力过大和不受监督造成了腐败。清除腐败，就要减小并监督政府的权力。

当然，强调制度因素的重要并不否定“人”的因素、否定道德因素。长期、普遍的腐败导致了道德的普遍堕落，只要有机会，从政客、商人到一般平民，都有不捞白不捞的想法，谁有机会都会“捞一把”，连最起码的罪恶感都不存在了。最常见的是许多选民将自己的选票卖给商人或政客，“在一些镇上，贿赂已经公开化了，而且不再称为贿赂。付给选民的钱，不管是2美元、5美元还是20美元，都被称作是对选民‘计时付酬’。”因此，他希望美国人民意识到：“他们的领袖在大处腐败，而他们在小处腐败。”公民普遍道德水平的提高，是反对腐败的重要基础。

从市到州都如此腐败，不能不使斯蒂芬斯深思联邦政府究竟代表谁的利益。“姑且不论政府的实效性和可信性，我力求弄明白的是，总统、国会和政府部门代表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还是代表着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带着这些疑问，他来到华盛顿拜访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Roosevelt即“老罗斯福”）总统。他与罗斯福总统之间的“交锋”，格外有趣，也格外引人深思。

罗斯福本人为官可谓清廉，深信自己代表了人民利益，而且也确实为之努力。但当谈话深入到他的某些具体法令法案时，罗斯福总统坦言，为了通过某些利国利民的条款，有时他不得不与参议院和众议院做某种交易，对此自己也时有忐忑，因为参众两院并非代表共同的利益。斯蒂芬斯立即抓住此点，尖锐地指出这实际也是一种贿赂。对此，罗斯福勃然大怒，坚决否认这是一种贿赂。斯氏则穷追不舍：“总统先生不是曾说过，尽管参议员们所行不端，你还是不得不与之周旋吗？”罗氏答曰：“不错。”他又问道：“总统先生也曾说过，为了笼络某些参议员，你不得不对他们的人选委以官职，不知正确与否？”“不错。”罗斯福答道。斯氏于是得出结论：“那么，这岂不是意味着总统先生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票而不惜授之以利吗？”但罗斯福仍然否认这是贿赂。这时，斯蒂芬斯反复向罗斯福说明，“这正是最令人难以容忍的贿赂。因为这种做法是以公薪的名义花人民的钱，而不是动用参议院的钱，况且如此作为便仅仅是为了赢得由人民选出的参议员的支持——支持反映人民意愿的议案！这已经不仅仅是贿赂，遮遮掩掩、数目不多的贿赂了。而正是这种做法，引发了现在总统和人民鏖战正酣的腐败机制。”他越说越激动，而罗
斯福总统似乎已被他打动。于是他趁机动员罗斯福总统说出为了得到一名参议员的支持，哪一次委任是他最难接受的。几经踟蹰，罗斯福终于说出某位参议员与他私怨甚深，总在政治上与他作对，阻挠他要通过的每一条议案。于是，他不得不任命这位参议员的情妇的弟弟当某市地方检察官。以后，果真就很少遇到这位参议员的刁难。对此，斯氏一针见血指出：“总统先生，甚至是你本人都能察觉到为了推行你的利民政策，你得在参众院收买选票，以求得到人民选举的那些代表的支持。”
当斯蒂芬斯把这些报道出去之后，引起轩然大波，罗斯福又将他召到白宫。怒气冲冲的罗斯福指责他滥用文字，居然公开说他是贿赂和腐败。一些随员嚷嚷道：“什么文章！简直一派胡言！”一位部长指摘说：“这是诽谤，总统先生，这已经构成了对美国总统的诽谤。”斯氏故作惊愕地反唇相讥：“还不至于那么糟吧？阁下是想控诉我诽谤总统，对我进行审讯吗？那阁下能否告诉我，我可以要求总统为人证，证明我所说一切都是基于总统本人所述……”几经交锋，罗斯福总统火气稍减，只是把他赶出白宫。

不久，罗斯福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不满地将这些专门揭丑的记者称之为“扒粪者”（muckrakers），把他们比喻为著名的宗教小说班扬（Bunyan）的《天路历程》中的“扒粪者”。这位扒粪者手拿粪耙，目不旁视，只知道朝下看，因此看不到任何美好的事物，满目都是地上的秽物。由此，这个称呼便固定下来。虽然官方反对，但“扒粪”仍在继续，而且这一带有谩骂之词反而得到公众的“首肯”，成为一种受人赞许的尊称。但平心而论，作为政治家，罗斯福总统有时确实不得不与一些议员妥协，才能实施自己的计划。政治，不仅要考虑是与非，还要考虑行与否，总是要看时机，总会有妥协，以“书生之见”衡量，确实不那么“干净”，但正因此一些良好的政见才得以实行。但媒体毕竟不是政治的工具，媒体首先考虑的是公众的知情权、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政治与媒体，各有各的“规则”。然而从总体上说，媒体的监督与批评，恰恰是为正直的政治家减少来自腐败势力的压力和阻力，使其不必有更多的妥协。

调查各种腐败现象，揭开重重黑幕，其难度之大自可想象，不少情节令人惊心动魄。但笔者以为，更严峻的挑战并非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媒体自身。由于经常刊登重要反腐文章，《麦克卢尔》杂志名声大振，销量猛增。但斯蒂芬斯发现，随着广告收入的增加，他发稿的自由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先是广告部向他提出警告，他揭露的某公司是他们重要的广告客户。后来有几次，杂志主编反复劝他撤下揭发某些大商业集团内幕的文章，有时甚至不顾他的强烈反对强行撤下他的文章。他震惊了：“这位当家的主编不得不被别人当家”，“在我自己的办公室竟然有政治的干预！我抵制了，我不能像初出茅庐的记者一样被老板牵着鼻子走。”由于屡受掣肘，他与几位志同道合者终于集体辞职，创办了自己的刊物《美国杂志》。由于大家共同努力，《美国杂志》很快就打开局面，影响力与销售量齐头并进。因为这是他们买下的杂志，所以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每人都有可观的收入。这时，当初的志同道合者开始提醒他“悠着点儿”，“因为我们的事业才刚刚起步，还是需要朋友的时候。这一点我却没能做到，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我就会陷入我过去曾嗤之以鼻的经济的操纵之中了。”由于文笔依旧犀利如常，他的同事也不好再
提醒他注意，只是不时给他送来进度报告，告诉他发行量增加多少，广告增加多少，利润增加多少……“用不着多说，我心里很清楚《美国杂志》碰上了难得的成功机会了，而且我们每个人没准还能狠狠地赚上一笔。”但这却使他内心痛苦不堪：“我带着几分痛苦和羞耻注意到，尽管我对自己撒谎，但我实在是很悠然自得。一切都是自己所为，不受任何外界影响，我被我自己的钱收买了，被挣钱的前景收买了。”经过内心的激烈斗争，他决定离开自己参与创办的《美国杂志》，成为自由撰稿人。此时美国的报刊业早已完成大众化过程，各种类型的报刊此起彼伏，种类与发行量每年几乎都成几何倍数增长，在众声喧哗、杂乱无章中蓬勃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斯蒂芬斯成为自由撰稿人后，同时为全国大约100家报纸撰稿！或许，其中一些报纸老板确是出于职业道德，但更多的无疑是为了扩大销量。大众总是对公众人物的方方面面深感兴趣，对各种内幕津津乐道。但不管媒体主观动机是纯正还是迎合市场，客观效果却是使媒体充当了反对腐败的重要工具。其实，媒体靠揭露腐败谋利不仅正常，而且这可能是一种更持久、更普遍、更强大的反腐动力，因为道德高尚、有强烈正义感、甘冒种种风险而不计得失反对腐败的毕竟是少数。事实说明，媒体实际是一种非常重要且成本极低的反腐资源，倘不充分利用，至为可惜。

“扒粪”运动历时十余年之久，一些著名的作家也参与其中，如弗兰克·诺里斯（FrankNorris）的《章鱼》、《深渊》，对一些大公司的种种恶行作了生动、逼真的揭露。厄普顿·辛克莱（UptonSinclair）的《屠场》揭露出芝加哥肉类工厂的肮脏黑暗令人震惊，据说老罗斯福总统从此不敢吃香肠，并导致了政府通过食品卫生法。“扒粪”运动促使社会猛醒，人们开始与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各种立法如潮水般涌来，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肉食检查法、反托拉斯法等等，在妇女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罢免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减少任官人数、比例代表制、住房、教育、劳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都作了重大改革。（《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这些措施，有力遏制了腐败的滋生，迅速缓解了已成剑拔弩张之势的社会矛盾。
“扒粪”运动揭出社会的种种黑暗的确令人触目惊心，但它的目的和后果却不是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推翻美国制度、美国社会，而是相反，促其自我调节、改革，使之躲过一“劫”，从而更加稳定。推而广之，任何制度、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都不能没有大众传媒、所谓“天下之公器”强有力的监督。

文章摘自《炎黄春秋》2002年第4期 作者：雷颐